发生在民国时期盗墓的大案——党玉琨斗鸡台盗宝案

　　党玉琨是陕西富平人，青少年时期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见过不少古文物。后来，一向极不安分的党玉琨弃商从戎，几经摸爬滚打，1926年2月在凤翔自封为“师长”。当时，宝鸡市有个地方叫斗鸡台，那里有一个名叫杨万胜的乡绅，此人平日横行乡里，有人扬言要将他暗杀。杨万胜听闻后大为恐慌，急于寻找靠山。当他得知党玉琨喜好文物，正在四处寻宝时，立即找人向党玉琨透露说：“戴家湾村后大沟里，靠崖处有几个洞，洞里有古董，村里人常常挖取卖钱。”党玉琨听了异常高兴，于是，经过紧锣密鼓的周密部署后，一场大规模的盗宝行动便在当年秋收以后开始了。

　　为了探明真实情况，组织掘墓盗宝，党玉琨曾先后多次亲自到斗鸡台戴家湾去实地探勘、访查。1927年春天，盗宝方案出台了。其具体安排如下：任命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为挖宝总指挥;委任凤翔“宝兴成”钱庄总经理范春芳为现场挖掘总负责人，此人曾在汉口市坐过庄，对买卖古董颇有门路;派遣卫士班长马成龙及柴官长、张福、白寿才等四人为监工头目，下有监工员多人。柴官长、张福、白寿才均为宝鸡县人，非常熟悉该地的风土民情，对开展挖宝工作是极为有利的;另外，还聘请宝鸡当地一个有名的古董商郑郁文做秘书(人称“挖宝先生”)。此人的实际任务是做挖宝的现场指导员，负责对挖出的各种文物进行整修、鉴定和分级定价。

　　党玉琨将以上负责盗宝的主要人马一一安排妥当后，便下令众人准备动工挖掘了。

　　具体从事挖宝工作的民工，全部是从附近县、区农村中抓来的青壮年。开始时工作量不大，仅靠就近强行摊派就足够了，后来随着挖掘墓穴的面积不断扩大，所需人手越来越多，附近村庄摊派不出，就一下子扩大到了宝鸡、凤翔、岐山三个县的大部分村庄。这样，高峰时一天就有1000余人在埋头挖宝，整个戴家湾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挖宝人。

　　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个月中，这支七拼八凑的挖宝大军把戴家湾两旁好端端的地面翻了个底朝天。

　　在杨万胜的指点下，在戴家湾东边的一个窑洞里挖出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铜镜、铜钫、陶灶等，是一个汉墓的器物。后来，在另一处又挖出了一件件珍贵的青铜器物。

　　约在11月底，又挖出了一个大墓。

　　盗宝伊始便旗开得胜，收获甚丰，使得党玉琨不禁大喜过望。他挖宝的胃口变得更大，气焰也更加嚣张，不但在组织上控制得更加严密，而且在人力上也不断充实加强。这就害苦了斗鸡台地区及其附近的人民，搞得人神共愤，风惨云愁。

　　党玉琨在宝鸡大肆盗宝，聚敛财物，势力逐渐扩大，很快就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加上在盗掘古墓的过程中，党玉琨等人残酷欺压百姓，作恶多端，引致天怒人怨，民愤四起，更使冯玉祥感到此人不除民怨难平。

　　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率领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共约3万人马，围剿凤翔城并收缴党玉琨所盗的大量珍宝。宋哲元亲自督队，在硝烟弥漫中冒险冲入城里，经过短时间巷战后，大获全胜，占领凤翔。党玉琨在凤翔东城墙下被击毙，其所部官兵被全部资遣。

　　党玉琨盗墓所获的宝物，一部分放在他卧室的万宝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他二姨太张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则藏放于一个秘密库房里由卫兵看守。党玉琨全军覆没后，这些宝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将所获珍宝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面亭军部展览一天，以饱攻打凤翔部属的眼福。随后，他令军法处处长萧振瀛带兵将宝物悉数押送至西安军部。

　　此后，这批十分珍贵的宝物便开始了戏剧性的流转和散失，并因此而大大受损。

　　这批珍宝运抵西安后，宋哲元先是派人到芦真照相馆请摄影师为之全部拍了照片，接着，他又请懂得文物鉴定的薛崇勋在新城光明院逐件进行了鉴定。

　　宋哲元将这些经过鉴定的珍宝的一部分，首先送给了上司冯玉祥。冯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国解放后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其余归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宝，在他离开西安时由小老婆和当时赴天津任市长的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后来，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将其中一部分卖给了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