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发出白鑫的绝杀令？白鑫做了什么？

　　1929年11月11日深夜，在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随着“砰!砰!砰!”几声枪响，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人群早巳散去，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装者在内的几具尸体躺在腥红的血泊中。

　　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并且部署策划得如此周密，实施刺杀如此干净利落与准确无误，此消息立即轰动了全上海。各报连日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英雄就义，周恩来亲令“锄奸”

　　那个被打死的穿黑色西装的人，名叫白鑫。他是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被录取为黄埔四期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同志，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周恩来因为临时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就临时请假未能到会。

　　彭湃等人万万没有想到，会议还在进行中，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偷偷包围了会场，不久便冲进屋内，按他们手中拿的名单抓人。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等同志，也和彭湃一样都被拷上手拷，推推搡搡押进了囚车。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党内出了叛徒。这叛徒不是别人，正是白鑫! 白鑫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为了邀功请赏，他提出能帮助国民党抓到伍豪、彭湃等共产党要人。范争波喜出望外，便与白鑫暗中定计，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来个一网打尽。所幸周恩来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参加。

　　周恩来指示陈赓，设法营救。然而在陈赓等人劫囚车的当天，因为专门运送枪支的车辆因为敌人的层层盘查，未能及时赶到埋伏现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们只好忍痛放弃原定的计划。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的牺牲无疑是党的一大损失。彭湃就义后，周恩来悲愤万分，他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以绝后患!

　　“乌龟”露头，柯医生“长线钓鱼”

　　陈赓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便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方查找白鑫的下落。白鑫不是傻瓜，当然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就当起了“缩头乌龟”，国民党方面为了在他身上“榨”到更多的“油水”，由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亲自给他当“乌龟壳”。因此，地下党组织尽管四处打探，也一直没有弄到白鑫的任何讯息。

　　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带着国民党特务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原来，白鑫自因告密杀害了彭湃后，知道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不会放过他，整天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不长时间就吓出了头疼的毛病。柯达文为他诊病后，说：“你坐一坐，有几种药在楼下，我去取。”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不料白鑫这时早已经成惊弓之鸟，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悄然离去。

　　柯达文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的化名。那时，他在上海威海卫路一条里弄开了一所达生医院做掩护，楼下是诊所，楼上是地下党组织的会议室。上海地下党组织每月在这里开一次会，周恩来有时也在这里接见外地来汇报的人。

　　而白鑫在党内的职位较低，再加上刚到上海不久，他并不晓得柯达文的真实情况，只知道柯达文医术好，又是广东人，一副书呆子相貌，不像是共产党人。过了几天，白鑫又打来电话，说要再请柯达文看病，不过，狡猾的他不到达生医院来了，而是要柯达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柯达文问是哪家饭店，白鑫说到了法租界自会有人告诉他。

　　柯达文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按约定时间前往，并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疗的分寸，既要让白鑫感到治疗后病情明显减轻，也不能让他感到已经痊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柯达文自然心领神会。

　　过了几天，白鑫自感吃了柯达文给开的药后病情减轻许多，再次请柯达文看病。这次，小车载着柯达文停在于霞飞路 (今淮海中路)和全坊四弄四十三号门口，不几日后他们又将柯达文请到这里。柯达文估计，这儿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于是，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做了汇报。

　　深入“虎穴”，杨登瀛“义结”叛徒

　　柯达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陈赓不由大喜过望，但柯达文限于身份，再往后只能做些外围工作，但要真正打进敌人内部去，盯准白鑫，还必须另找一个同志。

　　于是，陈赓再次想到了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是一名名符其实的日本通，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后，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把他视为知己，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到上海不久，杨登瀛因为同情共产党人，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杨登瀛利用这个关系，经常在上海出入国民党上层和特务之中，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在最紧急的关头，救过中共上海地下党许多同志。

　　这一次，陈赓请杨登瀛弄清楚和全坊四弄四十三号是个什么地方，他很快回复说：“那是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特务看家护院!”

　　“唔!怪不得白鑫会藏在他那里，原来是个‘老虎穴’!”陈赓似有所悟。接着，陈赓将周恩来的“锄奸”指示告诉了杨登瀛。杨登瀛心领神会：“你放心，我马上去这个‘虎穴’摸清白鑫的情况，并把他定在那里，以便咱们下手。”

　　次日一大早，杨登瀛就找了个事由，登门到范公馆拜访。杨登瀛这位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亲自登门，范争波自然不敢怠慢，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位“大员”竟然会“通共”，也就没有安排白鑫刻意回避。范争波和杨登瀛正在客厅里闲谈时，白鑫下楼到院内散步，杨登瀛假装不认识，问他是谁，范争波便把白鑫介绍给他。

　　此后，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找白鑫谈话。一次，他故作关心地对白鑫说：“彭湃案轰动全国，估计共产党不会轻饶你，你哪里也不要去，住在范公馆里，否则会招致祸端。”白鑫听了，立即出了一头冷汗，哀求道：“特派员，能不能向南京中央请示，要我到南京去吧。”杨登瀛说：“现在不能走!得过一阵，风声小了再动不迟。”白鑫万般无奈：“是、是……可是我这心里……”杨登瀛说：“不要怕!有我在，这件事最为保险，你放心好了!”

　　就这样，杨登瀛和白鑫交上了“朋友”。杨登瀛时常前来和白鑫闲谈，打麻将，实际目的就是为了把白鑫稳住。

　　里应外合，“锄奸队”深夜惩奸

　　白鑫尽管住在国民党大特务家里，又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保护”，仍吃不下，睡不好，头疼的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痊愈。

　　白鑫知道此地不可久留，就一再请求范争波向南京方面报告，希望能允许他出国去躲躲风头，最好是去意大利。他认为在国内即使是去南京或者广州，也不安全，共产党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找到他，替彭湃报仇。

　　最后，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白鑫逃往意大利。当然，对这么“核心”的机密，范争波和白鑫是不相瞒“好朋友”杨登瀛的。

　　陈赓接获这一重要情况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指示，坚决除掉叛徒，绝不能让他逃往国外。

　　白鑫和范争波、杨登瀛商定，出走时间定于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时，并且船票已经定好。范争波还特意安排，小汽车就停在公馆后门口，让白鑫夫妇出门就上车。

　　杨登瀛心想，范争波这样的安排，我们的红色队员将无法争取时间展开战斗，铲除叛徒的计划十有八九会付之东流。他急中生智，对范争波说：“你的方案也许不错。可是，深更半夜，门口停辆汽车，会惹人注意。万一走漏点什么消息……”

　　范争波也许是认为杨登瀛说的有理，或许是不想因为这点小事驳杨登瀛的面子，终于定下来，小汽车不停在四十三号门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

　　杨登瀛随后将一切都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对他的机智沉着表示了称赞。

　　1929年11月11日入夜，负责伏击叛徒的“锄奸”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全坊，在四弄四十三号的后门布置得十分周密。夜静更深，周围人家纷纷熄灯安寝。只有四十三号院里仍然灯光闪亮。11时许，四十三号院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一个人闪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动静后，他见周围十分安静，认为没有任何危险，才向里面招手。大门里很快闪出7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接着就是“砰、砰”两枪，一个特务应声倒地，范争波弟弟大喊：“有埋伏，快……”话未说完，一颗子弹打死了他。白鑫为了活命，拼命向停在弄堂口的汽车跑，一个“锄奸”队员立即追过去。白鑫跑到汽车处刚要钻进去，后面的枪声响了……

　　战斗很快结束。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事件发生后，中外报纸着力渲染，有的报纸甚至冠以“东方第一谋杀案”，借以骇人听闻。国民党方面下令迅速查清事实真相，他们费了老大劲也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