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四老屠守锷一心为国 让中国腰杆子挺了起来

　　1917年12月5日，屠守锷出生在浙江南浔一个并不富裕的小职员家庭。虽说家境不富，但屠守锷的父亲还是希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屠守锷在家乡上了小学，后来又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和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就读。屠守锷在上海游学时，父亲来沪接他回南浔老家过春节，走到半路，突然，天空中出现了几十架日本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向地面俯冲下来。父亲意识到大事不好，拉着年纪尚小的屠守锷往轮船码头疾跑。炸弹像雨点般落下来，繁华喧闹的大上海，瞬时间房倒屋塌、血肉横飞!面对劫难后的满目疮痍，少年屠守锷立下了自己的终生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屠守锷

　　在上海亲历的惨绝人寰的一幕，奠定了屠守锷一生追求的基调。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屠守锷发奋读书。1936年，屠守锷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学校被迫迁往长沙复课，此时清华大学增设航空系，他毫不犹豫地转到了航空系。1938年初，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他随学校步行80余天，赶赴昆明就学。一路上他亲眼目睹当时中国半壁江山沦陷，激发了他科技富国强国的热忱，更加发奋学习，1940年夏毕业，获航空工程学士学位。他被分配到成都航空研究所任助理员，后又考取公费赴美留学，194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攻读研究生，屠守锷无暇欣赏美丽的异国风情，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学业。1943年完成了《横向加强筋薄板的强度》的论文，通过答辩，获科学硕士学位。

　　“科学救国”是20世纪初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一种救国理想。许多人从国外学成回国，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屠守锷就是其中成绩卓著的先驱之一，患难中的祖国和亲人时时牵扯着屠守锷这位海外游子的心。1945年，抗战胜利了，历经浩劫的祖国百废待兴。屠守锷归心似箭，他辞去了工作，从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没有客轮，他便搭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回到了祖国。

　　然而，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意兴办民族航空工业，失望至极的屠守锷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培养下一代航空人才上。1946年2月，这位年轻的学者到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任副教授，从事航空科学技术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47年晋升为教授。就在这期间，他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亲身的经历和眼前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的强国梦才能实现。1948年末，他毅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清华大学航空系教授，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助理等职，无论身处什么职位，他都对共和国的航空事业倾注了极大热情。

　　屠守锷

　　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屠守锷应聂荣臻元帅之邀，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航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回国之初的任教、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掷地有声的话语，至今仍回荡在后辈的耳边。1961年，在苏联撤走专家的困境下，屠守锷走马上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院长，参与领导一分院型号研制等科技工作。面对阻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屠守锷是一个不信邪的人。他和同事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这个规划经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会议批准实施后，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0年5月18日，屠守锷迎来了自己航天生涯中最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作为中国第一枚远程导弹的总设计师，他在“可以发射”的鉴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而，当导弹准确命中万里之外目标的消息传来，原本内向的屠守锷却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双手捂着眼睛孩子般地哭了，继而又孩子般地笑了!这一哭一笑，是20多年刻苦钻研、艰辛奋斗、忍辱负重后，各种情感凝聚在一起后的宣泄和释放，是多年执著追求得到报偿后的大喜悦，是少年梦想得以实现后的大欢乐。只有对屠守锷有着深刻了解的人，才能体味蕴藏在这一哭一笑之中的深刻情感……

　　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台

　　在对我国远程导弹攻关的同时，屠守锷还担任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他积极倡导将我国自行研制的火箭打入国际市场，并多次提出发展捆绑技术。在担任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技术总顾问期间，亲自指挥攻克了由于捆绑带来的结构动力学难关，与广大科技人员一道，在18个月内完成了火箭研制并实现首次飞行成功，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的奇迹，为我国大推力运载火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长期从事结构强度与振动研究工作的实践，他深感导弹与运载火箭全弹(箭)振动试验耗资大，而且费时费力。于是他一直致力于振动模态的分析计算工作，企求通过工程计算简化振动试验。1983年，他提出了工程计算方法，并被长征二号C飞行试验所获得的振动遥测数据所验证，计算值与遥测值相吻合。1985年，他撰写了专题科技报告《火箭横向振动的振型与频率》，其中提出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大简化运载火箭的振动试验，既能避开建立大型振动试验设施的困难，还能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将缩短研制周期。1984年，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80年代前期三项重点任务完成后，面临今后如何发展的重要选择。屠守锷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分析研究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差距，及其在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进步中的地位、作用，提出了关于导弹与航天科技发展战略的建议。他的建议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对制定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新的发展蓝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退居二线后，屠守锷先后担任了航天工业总公司和航天科技、科工两大集团公司的高级技术顾问，工作依然很多，日程依然排得很满。1980年11月，他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总工程师，1981年被聘任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82年4月被任命为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第一研究院科技委主任，1988年被任命为第一研究院技术总顾问，还被任命为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的技术总顾问;1990年被任命为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1993年被任命为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2012年12月15日05时0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5岁。2012年12月21日上午，屠守锷院士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胡锦涛、习近平、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同志前往送别并与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来自国家政府机关、军队系统、航天系统企事业单位、有关社会团体代表共1800余人前来告别，队伍中拉起了多条横幅，很多人自发赶来，向这位为祖国航天事业奉献了一生的老院士做最后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