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狄更斯有着怎样的创作风格？创作特点是怎样的

　　作品主题

　　狄更斯生活和创作的时间，正是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前期。狄更斯毕生的活动和创作，始终与时代潮流同步。他以写实笔法揭露社会上层和资产阶级的虚伪、贪婪、卑琐、凶残，满怀激愤和深切的同情展示下层社会，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悲惨处境，并以严肃、慎重的态度描写开始觉醒的劳苦大众的抗争。与此同时，他还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豪情讴歌人性中的真、善、美，憧憬更合理的社会和更美好的人生。

　　狄更斯体现了英国人的核心精神，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满足。但狄更斯身上还有英国人的另一种精神，一种自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他为弱势群体代言，追求社会正义，探寻能使人类和谐相处的核心价值，叩问世界首富之国的良心，用15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散文作品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和梦想。

　　商业态度

　　在狄更斯的早期作品中，读者还间或能发现他对商业价值的肯定，但越是到后期，狄更斯对“商业”一词就越是持贬损的态度，他的作品也更倾向于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在逐渐工业化了的社会里，金钱所具有的颠覆一切的力量——现实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是一种漠视人性的哲学，包括宗教生活在内的一切精神生活都无可救药地变成了金钱的附庸和一种可以量化的指标：“他们对所有的东西都会称重量、量尺寸和定价格。对于他们来说，不可以称重量、量尺寸和定价格的东西从来就不存在。”(《董贝父子》)

　　道德观念

　　随着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的发展，贵族的伦理道德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中产阶级文化的冲击，中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渐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伦理道德的发展性反映在文化中就是维多利亚时期文化的发展，从而使原有的一元文化价值观被打破。

　　因而可以说，狄更斯在小说中不仅仅是在批判那个社会阶级不平等，而且是在评述那个社会的文化，特别是道德观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那个社会何去何从的关注与思考，也体现了他对人类生命本体的深层思索。

　　作品风格

　　狄更斯早期的小说，气势宏伟、通俗流畅、幽默泼辣而又充满感伤情调，其中对社会的揭露批判，一般只限于局部的制度和领域。如《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马丁·朱述尔维特》、《圣诞欢歌》等。从《董贝父子》以后，狄更斯的创作更为成熟。《大卫·科波菲尔》进一步深入探索人生的奋斗历程，具有自传性，是反映19世纪中叶英国中下层社会的长幅画卷。《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是3部政治意识很强的重头作品。

　　狄更斯的后期作品明显地反映出创作主题的不断深化、技艺方面的成熟和多方面的探索。《远大前程》可以视为《大卫·科波菲尔》的负面，但探讨人生道路方面更有现实性和警世性，而作者早年的乐观态度明显减少。主人公匹普也是孤儿，但经不起环境的诱惑丧失了原有的淳朴天性，经历严酷的磨难后才幡然悔悟，重新生活，整个小说在结构上也更精练。

　　《我们共同的朋友》是又一部广泛深入社会的批判小说，其中所包含的人性探索和生活哲理也更见深刻，作品运用的象征主义和侦探小说手法更增添其艺术魅力。

　　狄更斯最后一部小说《埃德温·德鲁德之谜》虽仅完成23章，从中也可见其精雅文笔、严谨构思以及诱人的悬念和神秘色彩。

　　他描写为数众多的中、下层社会的小人物，这在文学作品中是空前的。他以高度的艺术概括、生动的细节描写、妙趣横生的幽默和细致入微的分析，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英国19世纪初叶的社会面貌，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认识价值，并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

　　他反映生活广泛、多样，开掘深而有力。他不采用说教或概念化的方式表现他的倾向性，而往往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激发读者的愤慨、憎恨、同情和热爱。

　　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有鲜明的个性。他善于运用艺术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形象的某些特征，用他们习惯的动作、姿势和用语等揭示他们的内心生活和思想面貌。他还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生动的人民的语言，以人物特有的语言表现人物的特点和性格。

　　狄更斯的创作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气息，他所描写的事物似乎也都是有某种能与人物的感情、气质相契合的“灵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边缘人物

　　“边缘人物”是英国维多利亚社会的一个现实存在，狄更斯是第一个注意到他们存在，并以同情和怜悯的语调把他们写入小说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这一反叛当时文学传统的精神及努力激起了社会对“边缘人物”命运和生存状态的广泛关注，而且丰富了维多利亚小说的创作，为后来的下层中产阶级作家——H·G·威尔斯、阿诺德·班奈特、乔治·吉辛等指明了一条广阔的创作道路。

　　另外，狄更斯笔下的“边缘人物”作为维多利亚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繁衍出来的“异己”、“独创性”反抗力量，借助文学这张能够产生独创性的温床来施展其威力，这既保持了文学的相对独立性，颠覆了维多利亚社会意识形态主导话语——中产阶级价值观，又反映出一种对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依赖，由此来构筑自己的话语权，在反抗的过程中张显着自己的“他者”力量。他通过小说实践表达出来的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与依附性充分阐释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相生关系，从而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文学的社会性、历史性思考，以更深刻理解维多利亚社会文化，乃至现代社会文化的深层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