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为什么成为广州这波疫情的重灾区？

这几天，新冠疫情中的广州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外地的朋友认为广州疫情很严重，广州的朋友认为海珠区很严重，海珠区的朋友认为就康乐村和鹭江村疫情很严重。

别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近三天，海珠区新增感染人数占全广州约94%，其中凤阳街康鹭片区和赤岗街客村、大塘片区的感染人数占全海珠区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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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疫情瞬息万变，这个段子恐怕有可能再次改写。据今天最新消息，白云区的黄石街道、鹤龙街道也被划分为高风险地区，天河的棠下村与车陂村亦成为涉疫重点场所……

总的来说，城中村确实成为了广州这波新冠疫情的重灾区。

城中村是怎么来的？

城中村给人的印象通常是脏乱差旧，容纳了大量低收入群体，所以很多人将其与外国的贫民窟相提并论。事实上，两者确实有些相似之处，但形成的原因却并不尽相同。

外国的贫民窟是由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因无地居住而聚集形成的聚居点，多是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其居民对于所栖身的土地以及房屋都是没有产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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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的城中村是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产生，以二元城乡制度、户籍制度进行管理，原居民都是当地土生土长，土地是属于村集体所有，原居民拥有房屋的产权。

在广州就有139个城中村，不少城中村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村民世代男耕女织。

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广州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区像摊大饼一样以越秀、荔湾、海珠三个老城区为中心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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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广州的建成区面积为136平方公里，到2018年城市建成区总面积为1300.01平方公里，不到40年的时间里，城区面积扩大了将近10倍。

随着城市用地的扩展，越来越多原在市郊的村庄被吞并进城市用地，出现了独特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现象，城中村也就这样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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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多人把城中村比喻为现代化城市的瑕疵，但存在即合理，而且城中村对一座城市发展还有不少的积极意义。

首先，城中村大多租金低廉，成为了诸多外来打工人的落脚点。

例如在棠下村，当地村民仅2万多人，却居住了近30万外来务工人员，涉及社会各个行业；石牌村是华南地区最大的IT产品集散地，为数十万IT从业人员提供低廉的食宿和便利的生活条件；冼村里居住着那些自我调侃“白天CBD，晚上城中村“的年轻白领、新兴创业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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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为外来人才留在广州、建设广州、发展广州创造了条件，更好地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

其次，城中村有利于城市的建设发展。例如广州政府当年规划建设大学城时，考虑若迁移该区域的原居民，会产生户籍安置、教育医疗等问题，所以最后保留了城中村，使得政府能够集中资金与资源，较快地建设好如今的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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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城中村还保护着众多的本地历史文化遗产。城中村保持了一定“村”的特征，宗庙祠堂等历史文脉得以保护，扒龙舟、乞巧节等习俗都在城中村得以保留。

城中村为什么难管？

一方面，城中村对推动城市发展有着不小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城中村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严重。

城中村内多为自建房，本地房东为了尽可能提高房租收入，便尽可能建起更高、占地更大的楼房。于是，握手楼、亲嘴楼遍布成为了城中村的“独特风景”。

由于楼与楼之间过道空间狭小，空气难以流通，这样的环境无疑为气溶胶传播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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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狭小的空间里却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海珠某街道办事处人员曾透露：“康乐村租房就是租一个床位，一套房可以租出32个床位。”

另外，由于康乐村、鹭江村多纺织生产工厂，纺织厂内一般一二楼生产、三四楼住人，十多人同住一层的情况很普遍。

恶劣的居住空间与密集的人口，使城中村成为了气溶胶传播的滋生地，并且一旦出现病毒，就容易爆发大规模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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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城中村流动人口众多，难以管理，也成为了本轮疫情防控的突出难点。

“全国纺织看广东，广东纺织看中大”，鹭江村毗邻中大布匹市场，这里制衣厂和作坊扎堆，吸引了众多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湖北人，所以鹭江村又被称作“湖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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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口流动性大，不仅可以随意出入，甚至可随时跟随老乡同住一屋，这就使得房东、村委难以明晰租户的具体数量与身份信息，同时村内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这无疑提高了疫情防控的难度——有人大半年未做过核酸、有人“红绿黄三色码”混住、有人对抗管理擅自突破“水马”逃离封控区、有人激烈争夺物资、有人依然不戴口罩出摊卖布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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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疫情防控下管理困难以外，城中村存在的隐患还有很多。

例如消防问题，据统计，2009年以来，广州“城中村”发生火灾的数量约占全市火灾起数的57.44%；2012年海珠区康乐东约大街一握手楼发生火灾；2018年天河区石牌城中村一出租屋起火……

由于占道摆摊的美食档、数量庞大的电动车使得城中村内的羊肠小道更加水泄不通，因此一旦发生火宅，消防车辆能否进入也是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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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治安问题也不容忽视。在过去，贩毒吸毒、卖淫嫖娼等情况广州城中村颇为猖獗，这与香港被称为“三不管地带”“罪恶之城”的九龙城寨相似。

为了包庇这类非法活动，城中村内形成了不少以“同乡会”为名的“帮会”，不但对非法交易通风报信，而且常常试图贿赂和对抗执法部门。

2008年白云警方分别在同德西槎路抓获卖淫嫖娼嫌疑人、在棠景沙涌北新街5巷某出租屋内包围赌窝，抓获20多名涉赌人员、在大罗村某民宅抓获13名吸贩毒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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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如今广州治安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仍有网友表示一些城中村内存在治安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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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将何去何从？

面对这次城中村内艰难复杂的疫情防控，广州各个基层部门也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例如比较土豪的城中村，就通过涨工资、加补贴的方式招募志愿者前往“重灾区”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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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封控的水马被破坏，有街道就布置带刺铁丝网，防止哪些不怕死的“老鼠屎”冲关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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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白云环滘村就运用现代科技，设置平安岗亭，利用人脸识别系统对人员出入进行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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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区江海街江贝社区建立“房东护村巡逻队”，令房东不能躺赚房租，也要承担起防疫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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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不过是疫情下的权宜之计，而城中村最终能够长治久安，始终还是要令其融入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中。

2010年至2020年，广州基本完成了138个城中村的改造任务，昔日那个天河最穷的猎德村在接受改造后摇身一变成为“土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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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广州宣布将以“综合整治+引进物资营管+城市化商业运营”的模式对城中村继续进行改造，将“城中村”房源建设为保障性规模化租赁住房，推动城中村步入新阶段。

未来，古老的城中村最终是否能成为广州城中一片片安全、舒适的宜居之地呢？我们拭目以待……